理论园地
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(连载 第五讲)
2016-01-15

孟令涛

 

第五讲  泪别红都瑞金

1934年10月10日,中央红军无奈之下,必须实行战略大转移,泪别红都瑞金。

松毛岭战役,是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最后一役,是胜利的战役。其胜利,不单纯战役本身的胜利,更大的胜利是让蒋介石“一个月内在江西彻底剿灭红军、消灭红色政权”的企图破灭,红军赢得了实行战略大转移的时间。

所谓长征,这是后来的说法,起初就是大逃亡,大转移,大搬家--中央红军大搬家、共产党大搬家,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大搬家,他们被逼离开中央苏区,向红二、六军团贺龙、关向应所在的湘西靠拢。

项与年不顾生死把蒋介石企图彻底消灭中央红军的“铁桶计划”送到瑞金,掌握中共临时中央大权的博古、李德等人绕过中央政治局,密谋大转移。他们多次强调:“突围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”。关于为什么要退出苏区,当前任务是什么,转移去向等重大问题始终秘而不宣。甚至,就连项英、陈毅这样的高级领导人都不知道实行战略转移这一意图。装在博古、李德脑子里的“绝密”,蒋介石却了如指掌,或者说,就是蒋介石采取杨永泰的上书,逼中央红军离开苏区聚而歼之。蒋介石预先布置了四道封锁线,张开网口,赶着红军往里钻。博古们正是蒋介石牵线的木偶。

离开苏区前夕,博古们做了如下一些准备:1,在苏区猛烈扩大红军,建立新的兵团。扩红,红军扩大近10万人,新成立了红二十一师、红三十四师、教导师等部队;决定干部去留。这个问题一律由博古一人定夺。一般地说,部队撤退时的去留问题,就是生死问题:走,生;留,死。令人不可思议的是,红军长征名单中竟然没有毛泽东。1934年9月,长征即将开始,决定一些高级干部留在苏区打游击。项英、陈毅等人被留在苏区,理由是工作需要,或患病、负伤。博古、李德带有强烈的宗派倾向,凡是他们认为有“右倾”错误的,不执行中央路线的,如毛泽东、瞿秋白、何叔衡、毛泽覃等人都留下来打游击。久经风雨的老革命深知留下来会是什么境遇,惆怅满怀。何叔衡,党的创始人之一,说直话,“左”倾领导不喜欢。他在《红色中华》上看到张闻天《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》后,预感到中央红军要转移了,与董必武闲谈中表达想随部队转移的愿望。当得知自己被留下来,拎了酒和花生,找老朋友林伯渠作竟夕谈,相互道别。何老将自己穿的毛衣送给了林伯渠作纪念。党的曾经领导人,中华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部长瞿秋白要求参加长征,未获批准。将要转移的同志请他到家里吃饭、话别。他酒喝得特别多,言谈让人好心酸:“你们走了,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。我们如果不能再相见,那就永别了。我一生犯过错误,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,全党同志有目共睹。祝你们前途顺利,祝革命胜利成功,我无论怎样遭遇,无论碰到怎样逆境,此心可表天日”。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严厉地指责为“狭隘经验论”、“富农路线”、“保守退却”、“右倾机会主义”,被剥夺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,失去了红军的指挥权。早在1932年10月,国际远东局就电令中共中央由上海迁江西中央苏区,以路线斗争名义打压不同意见者。毛泽东就是被莫斯科回来的刘安恭解除了军事指挥权。他一边做社会调查,一边养病。博古不带毛泽东长征,似乎“名正言顺”。但是,“朱毛红军”长征没有“毛”,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不能参加长征,则名不正言不顺,人心难违啊!毛泽东找到博古据理力争。同为“三人团”成员的周恩也认为毛泽东的去留问题,不仅事关毛泽东个人安危,更关系到共产党和红军、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。周恩来将博古、李德的内心看透了,是害怕毛泽东能言善辩,能力和水平远超他们。从大局出发,不便明说,只晓之以利害。最终,毛泽东踏上了长征路,编入新编的中央三纵队。这个三纵队,除了毛泽东和几个警卫员外,其余都是驮夫、挑夫和担架员,其歧视态度,明眼人一看便知。毕竟走进长征队伍,后来才会使共产党和红军生存发展有了兴旺的机遇和支柱。若不是这样,历史将会是另一番模样。事实证明,留下来的贺昌、阮啸仙、何叔衡等相继壮烈牺牲,瞿秋白、刘伯坚被俘后,英勇不屈,壮烈牺牲。3,在中央根据地留下中央局,以项英为书记;留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,以陈毅为主任;10月22日,又成立了中央军区,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,负责领导主力红军撤离后根据地各方面的工作与斗争。同时,还留下了红24师和8个独立团,共一万多人,加上在历次反“围剿”中负伤住院的1万多人,总共3万多人。但是,对于主力红军撤离后苏区如何坚持斗争,没有研究,没有准备,在政治上、军事上、组织上都没有布置,以至主力红军一撤出,中央苏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,也可以说遭到毁灭性打击。我们的红军将士明知留下来命运多舛,但是大家都以服从为天条。确实,主力红军撤离后,留在中央苏区的部队和伤病员坚持斗争,牵制了国民党约50个正规师、6个独立旅的兵力,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突破敌人第一、二、三道封锁线,进入湖南。4,进行了一定的思想动员。1934年9月29日出版的《红色中华》发表了张闻天重要文章,《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》,反对左倾领导提出的貌似革命的要求:“在苏区内部同敌人拼命,直到一兵一卒,同苏区的每寸领土共存亡。”同时也反对“灰心绝望”的右倾错误,并为中央红军突围转移造了舆论。5,进行了必要的物质准备。苏区的、小兵工厂、被服厂、造币厂、囤积的粮食,凡是能搬走的尽量搬走,光是雇佣的挑夫就有千人。当然,最重要的准备是党的领导和主力红军的整合、配置。

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,27岁;政治局委员张闻天,34岁;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,41岁;中央政治局委员,红军总司令朱德,48岁;中央政治局委员,红军总政委周恩来,36岁;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,29岁;中央政治局患病委员、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,28岁;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,36岁;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,28岁;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,28岁;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,42岁。

军委纵队

司令员叶剑英,37岁;政委陈云;第一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,27岁;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,34岁;第三梯队司令员兼政委武亭,29岁(后为李维汉,38岁);第四梯队司令员陈赓,31岁,政委宋任穷,25岁。

红一军团

军团长林彪,28岁;政委聂荣臻,35岁;政治部主任罗荣桓,32岁;参谋长左权,29岁;保卫局局长罗瑞卿,28岁;第一师师长李聚奎,30岁;政治部主任谭正,27岁;第一团团长杨得志,24岁;第二团政委邓发,24岁;第二师政委刘亚楼,23岁;第四团团长耿飙,24岁;政委7杨成武,20岁;第五团政委赖传珠,24岁;第15师(原少共国际师)师长彭绍辉,28岁,政委萧华,18岁。

红三军团

军团长彭德怀,36岁;政委杨尚昆27岁;参谋长邓萍,26岁;第四师师长张宗逊,26岁;政委黄克诚,32岁;第五师师长李天右,20岁;政委钟赤兵,20岁;第十团政委杨勇,22岁;第十一团政委张爱萍,24岁;政治部主任王平,27岁;十二团政委苏振华,22岁;

红五军团

军团长董振堂,39岁;政委李卓然,35岁;参谋长陈伯钧,24岁;第十三师政委朱良才,34岁。

红八军团

中央代表刘少奇,36岁;军团长周昆,32岁;政委苏黄,26岁;参谋长张云逸,42岁。

红九军团

军团长罗炳辉,31岁;政委蔡树藩,29岁;参谋长郭天民,29岁。

讲座者言

整个党,整个主力红军,甚至整个中华苏维埃政府,就要撤离自己的根据地,离开鱼水情深的苏区老百姓,情何以堪。后来,长征亲历者萧华将军在《长征组歌·告别》中描写地十分真切:“男女老少来相送,热泪沾衣叙情长”。但是,情势所迫,非走不行。怎么走?那必须似铁流滚滚,势不可挡。军队的整合配置就是这股铁流的形成。中央领导层平均年龄27岁;军队师团长以上干部平均年龄27岁;年龄最小的师长萧华18岁;20岁的二人。这些人身经百战,浑身涌动着青春活力,革命理想冲霄汉。尤其开路先锋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就是一位战神,攻无不克,战无不胜。这些人簇拥着镰刀斧头的党旗,为着普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,这股气势谁能阻挡?古罗马的斯巴达克起义也为之逊色。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钢铁洪流。而后的历史证明,就是这股洪流冲决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,将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推向更大的胜利,直至建立新中国。这里面蕴藏着巨大的神密命题: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战无不胜的。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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